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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人:陈一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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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深媒体人,现居广州。

1958-62年大饥荒到底饿死多少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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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公共食堂:干部多吃,农民少吃
 
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的祸因。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,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。家庭这个经济活动的单位被人民公社消灭,生活单位又被公共食堂消灭。这就消灭了抵抗饥荒最重要的阵地。
 
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。食堂开办的最初两个多月,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。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粮食就吃光了。
 
公共食堂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。打饭要排长队,过时吃不上。在居住分散的山区,从家里到食堂要走很远的路程,热饭打回去成了凉饭。食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差。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,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。在公共食堂里,干部多吃多占、贪污腐化,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,加剧了社员的饥饿。
 
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“无产阶级专政”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。办了公共食堂以后,生产队长是一“堂”之长,谁不听话,他就不让谁吃饭。“扣饭”是各地公共食堂比较普遍的情况。办公共食堂,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里,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。农民失去了饭勺,就失去了生存权。
 
六、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
 
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同构同体的金字塔的社会结构,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,都执行同样的政策;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,喊同样的口号,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;在相同的时间内各地的官员们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。
 
错误的政策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会通行无阻,不仅得不到抵制和修正,其错误效应还会层层放大。
 
著名女作家章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时,她父亲章伯钧对她说:“你一定要活下去,那怕落草为寇也要活下去!”章诒和悲哀地说:“哪有草啊!”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,饥民连逃荒都没有去处。
 
七、极权制度:根本原因
 
以研究饥荒而著称、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•森写道:“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荒史,在任何一个独立、民主、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,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荒。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,是埃塞俄比亚、索马里最近的饥荒,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荒;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荒,还是中国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荒;或更早一些,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荒。在这个规律面前,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。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,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荒(而印度却从未如此),这场饥荒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荒中最大的一次,在1958年至1961年间差不多饿死了三千万人民,而导致这场饥荒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。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,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,没有新闻自由,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。事实上,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,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,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。”
 
大饥荒深远影响
 
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发生的大事,似乎有这样一个逻辑链条:没有反右斗争,就没有“三面红旗”;没有“三面红旗”,就不会有大饥荒;没有大饥荒,就没有反右倾运动,就没有“四清”和文化大革命;没有文化大革命把事情推向极端,就没有改革开放。共产主义信仰在这个历史逻辑链条的演变中,信众越来越少。
 
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,却进一步加深了信仰危机。出现了共产主义信仰危机以后,执政者不敢对这个信仰提出质疑,不敢放下共产主义旗帜,这不仅是“由于这些观念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,他们也不得不根据自己已经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则进行统治。”(古斯塔夫•勒庞,1895),而是放下了共产主义的旗帜,共产党就失去了执政合法性。于是,就用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”理论,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未来而加以搁置。
 
不对人们进行强制,不剥夺每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权,各种信仰都可以存在,才是真正的执政合法性。

文章来源:网易博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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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-10-16发布在历史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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